这表明在相当一部分地区的中国农村，村民自治还没有真正实现。

我们这些编委会的老人们，愿意积极支持学术新锐，为他们的学术成长搭起人梯。李克强的老师是中国第一代宪政学者龚祥瑞先生，我们的《宪政社会主义论丛》还首发过龚祥瑞先生力倡宪政的遗作。

从2007年到2008年，很多学者通过论文和会议批驳了这种宪政姓资论。我刚才说，宪政社会主义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切入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1982年的中国宪法规定了言论、出版、集会和结社自由。资本主义可以搞宪政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宪政。这是宪政社会主义首次在学术会议上被提出。

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目标，但是我更多的时候把它看做过渡时期的一条道路。中国实行宪政民主最有利于广大的劳动人民，特别是亿万农民工。一方面应当肯定，加强宪法监督是充分发挥宪法作用的重要条件。

1982年宪法的巨大进步是，它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、国家主席、国务院总理以及前述职位的副职，加上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正职领导人，都明确规定了任期不得超过两届。2、要从国家权力运行的宏观局面而非日常的具体诉讼出发，考察宪法的作用。但由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特殊性，使得军委主席有可能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。1982年10月14日，也就是宪法通过前两个月，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经济问题时又说：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？解决得好，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，解决不好，就会糟。

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看，政治体制改革的立法走在经济体制改革立法前面，就是用上层建筑的改革去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，用生产关系的改革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。[34]设想一下，如果当时这两位重要政治人物都支持设立宪法委员会，那么今天的宪法监督和宪法实施又是怎样的情形呢？ 除了邓小平和胡耀邦外，胡乔木和彭真在1982年宪法的修改中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个人影响。

后来，在邓小平的坚定要求下，党的领导被写入了宪法。这个制度设计在今天看来似乎理所当然，但是，只有对比文革期间国家政权机关被彻底破坏的历史，才能体会到1982年宪法之不易。1982年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，将政治体制改革置于经济体制改革之前，通过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定，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政治制度的保障。而1982年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框架，恰恰昭示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非其他任何党派、组织和个人这一政治理念。

[13]《邓小平文选》第2卷，第166-167页。那么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与中共中央总书记结合起来又是怎样的情况呢？宪法没有对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任期做规定，就使得总书记兼任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，其任期在法律上具有不确定性。对此，我们应当持有一种务实和理性的态度。[5]参见许崇德：《新宪法对我国机构改革的积极作用》，载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》1983年第6期。

虽然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外宾时也提出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的论断，[23]但显然，在他的思想中，与发展生产力相比，民主和法制是排在第二位的。[22] 从邓小平的这些谈话可以发现，至少在1980年代初期，党内党外对社会主义是什么，认识并不清晰，而邓小平本人或者他所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，在社会主义的很多任务中，只认准了一点，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。

历史的经验也表明，一国的政权制度能否实行法治，不在于它是什么样的形式，而在于这个制度能否保证国家的权力掌握于人民手中，并服务于人民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越是得不到很好的实施，人们越是强烈地呼吁认真实施这一制度，这也许才是宪法的作用和动力所在。

（三）1982年宪法过多受到重要政治人物的影响 回顾1982年宪法的制定过程可以发现，这是一部深刻地打上重要政治人物个人烙印的宪法。[22]《邓小平文选》第3卷，第139页。[30] 根据王汉斌的回忆，邓小平在宪法修改中至少对以下重大问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：提出全面修改宪法和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修改，决定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，将公民基本权利放在国家机构前，要求不搞两院制，设国家主席，亲自草拟中央军事委员会一节内容，决定保留最高检察院和设立监察机关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，为一国两制提供宪法依据等。实际上，对社会主义是什么认识并不十分清楚，不仅是中国和前苏联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。在宪法的讨论中，各方面都积极地抒发着对改革的思考。这方面，西方国家的宪法是什么状况姑且不论，但1982年宪法规范的内容，主要是国家宏观权力运行的方方面面，宪法适用的主体也主要是国家机关，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，需要由相关的法律、法规进一步规定才能落实，所以，宪法本身并非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器物。

他说：什么叫社会主义，什么叫马克思主义？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。（二）确立了法治国家政权制度的基本框架 考察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的历史可以发现，我国的政权制度始终没有真正建立、健全并成功地运转起来。

评价1982年宪法的作用应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，持论公允，充分肯定它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。已经公开和尚未完全公开的史料表明，在全国人大的审议表决之前，这部宪法从启动修改程序到其中各项重要内容的最终落笔，实际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决定的。

[29]王汉斌：《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起草一九八二年宪法》，载《中国人大》2004年第12期。[36]参见《王汉斌访谈录》，第62页。

[32]《王汉斌访谈录》，第103页。[35]参见《彭真传》相关档案。[37]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：《邓小平年谱》（1975-1997）下，第1287页。[16]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：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（上），第627页。

[3]《邓小平文选》第2卷，第342-343页。但是，由于党的领导被写在序言中，而序言的法律效力如何具体体现出来，又具有一定的模糊性，这在客观上就影响了党的领导的法律效力。

[24]而邓小平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思想以及宪法的规定，又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的纠正，并不说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已经有了全面、科学和成熟的认识。所以，如果一部宪法的诸多甚至是所有的根本性问题，都由一个或者几个重要政治人物发挥决定性作用，而这种作用又建立在他们的个人威望和不可避免的个性特点、个人倾向之上，就难免要给宪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了。

在宪法制定过程中，重要政治人物发挥作用甚至发挥关键性作用，是正常和必要的。1982年宪法的重要精神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。

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框架。一个典型的细节是，共产党员、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居然直接给宪法修改委员会和胡乔木写信，要求在宪法中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。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。中国的1982年宪法就显然与朝鲜的社会主义宪法有巨大的差别。

《宪政词辩》，载《法学杂志》2008年第3期。虽然1954年宪法初步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，但很快就遭到了破坏。

[38]《邓小平文选》第3卷，第325页。用邓小平的话说，只有进行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，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，我们的事业才会有无限的希望。

如何评价三十年来宪法的作用呢？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方面考察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。[26]而在实践中，也因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清，导致了二十多年中对宪法多达四次和几十处的频繁修改。